畢汝諧：香港的排異反應及未來前途（转载）

香港近來多事；去年，香港于中央全會前勃發佔中行動；今歲，香港又在兩會期間發生“反水客”運動；海内外輿論紛纭，香港大公報甚至疾呼：“港獨”日漸瘋狂，香港能忍幾時？

筆者另辟蹊徑，從另類角度析之，言旁人所未言者。

我們知道，醫學上有所謂排異反應，系異體組織進入有免疫活性宿主的不可避免的結果，這是一種免疫過程。在政治上，也有排異反應。舉例：台灣于甲午戰敗後割讓給日本，消息傳出後舉國同憤，台灣全省哭聲震天，鳴鑼罷市。台灣人民不願淪爲亡國奴，浴血奮戰、抵擋日寇；堅持了5個月的戰鬥，曆經大小百餘仗，傷亡慘重，終遭失敗，被迫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。50年即兩代人之後，已安于日治的台灣人民，又因日本戰敗而回歸祖國；未幾爆發228事件，數千人被殺、被捕、失蹤、逃亡；換句話說，台灣因戰争手術刀造成的割讓和回歸，均伴随大規模的人頭落地，排異反應的代價不可謂不慘重！

在醫學上，根據臨床及生物學特點，排異反應一般分爲超急性、加速性、急性和慢性四種；我們不妨說，台灣的割讓和回歸，是兩次超急性的排異反應！更何況，海峽兩岸對峙六十餘年，尚不能排除武力統一這一可怕選項，實爲一大隐憂！兩相對比，香港回歸十幾年來，雖然時有風波、龃龉不斷，卻沒有造成重大人命損失，其排異反應充其量屬于急性和慢性的檔次；香港大公報之言，乃是杞人憂天！

香港于鴉片戰争後成爲英國殖民地；其後，香港因托庇于英國，自外于中國國内政治，實爲一方淨土。150年間，曆次列強的侵略戰争——鴉片戰争、第二次鴉片戰争、中法戰争、甲午中日戰争、八國聯軍侵華戰争，中華大地飽受塗炭，香港卻置身事外；至于洪楊之亂、辛亥革命後軍閥混戰、北伐、國共内戰，香港皆不受波及，俨然世外桃源！抗戰時期，香港因英國總督投降不幸淪陷3年又8個月，又随宗主國得勝而重光！新中國成立後，政治運動接連不斷，香港再度成爲政治難民、經濟難民的庇護所！三年困難時期的逃港潮，救活了多少性命！除了文革浩劫，發生1967年“愛國抗英大起義”，北京從未在香港搞事；中國傳統政治講究勢而非理；香港于1840年丢失而于1997年回歸，直觀地象征着華夏中心觀的崩塌和修複！

改革初期，香港商人是投資大陸的生力軍，發揮了不可抹殺的先鋒作用！香港人大力支持八九民運，有目共睹；六四屠城震駭香港，港人寒心；然沖擊波終有窮期，未幾便恢複常态！

150年即六代人，英國在經濟上從香港取走數不盡的财富，卻還給香港一個人間奇迹！香港是法治社會，僅此便足以傲視海峽兩岸！英國不僅成功地将香港從小漁村變爲東方之珠，更成功地将香港人“轉基因”成爲香蕉人；香港有一半人口（約350萬人）擁有英國國藉，而連希特勒都認爲英國人有資格與德意志人共存于世；香港人由是養成英國人的矜持和優越感，習慣于居高臨下俯視大陸同胞；然大陸近年經濟騰飛，大陸遊客支撐着香港旅遊業的半壁江山，表現出令人咋舌的購買力，主客之勢逆轉；這種心理落差，豈是港人一時能夠适應？！特别需要指出，擁有英國國藉的港人當中，約340萬爲英國公民（海外）持有人（簡稱BNO）；根據英國國藉法，英國公民（海外）是英國國籍的一種，屬于英聯邦公民，并非英國本土公民，沒有英國本土居留權；這種身分終身有效，卻不能傳承給子女後代。英國公民（海外）持有人系上世紀八十年代因香港問題而設立，以便香港人在1997以後，繼續與英國保持某種關係。由于自身定位與兒女歸屬大相徑庭,英國公民（海外）持有人通常心理矛盾而陰暗——他們心目中的祖國即是英國，而又不被完全接納且一代終止；中國是一個生疏的國家，卻又命定與他們及其後代藕斷絲連。

從鄧小平時代開始，香港最頂級的若幹大富豪，自有順暢管道直接和曆屆中央最高領導對話，而草民的意見則難以上達天聽，爲北京忽視；香港行政長官則處境尴尬——草民視之爲高不可攀的北京代理人；而在大富豪眼裏，除了董建華，其他人都是沒有分量掃邊角色；香港行政長官不能真正控制公務員團隊，立法會裏面的建制派（建制派有來自不同背景的組織，由左派的工會到右派的工商界、大財團及專業階層等等）随時鬧事；根本沒有施政權威。

香港社會沒有強大的中産階級；基尼系數相當高；在草民眼裏，北京已經變爲大資本家的同盟者，全心全意幫助香港大資本家賺錢、壓迫底層市民;故草民尋求變革的意欲強烈。

中國騰飛是在1997至2012年這段時間，這是香港搭便車的最大機遇，卻因爲某些具體原因，錯過了千載一時的機遇！中國發展之快、實力之強，暴富民衆之多，令港人瞠目結舌！

香港自有其社會矛盾，香港人自有其悲歡情懷；大陸人于特定時間出現于特定地點，很不幸地成爲香港人的出氣筒；名爲反水客運動，卻一再遷怒内地遊客；所謂水客”，是指頻繁來往于香港與深圳之間、靠每次攜帶少量走俏商品賺取差價的人。水客數量龐大，給香港部分地區的生活造成困擾;然而，絕大部分内地遊客不是水客而是大手大腳的豪客，反水客運動一杆子侮辱無辜遊客，殊爲不公；大陸遊客今非昔比，鳥槍換炮，不甘無辜受辱；于是乎，挾财力充足、國大勢衆之威，與港人口角頻頻……

10年前，正是香港法律界的精英，妙用法律灰色地帶告赢了港府，使100萬港人内地子女立馬擁有居港權，香港人口因此激增100萬；要知道，當年，許多中下層香港男士在本地難于覓偶，卻是内地女性的熱門搶手貨，那時候香蕉人完全不理會什麽“大陸人素質低”，娶妻生子萬事足；現在，卻又是香港傳媒界的精英，鼓噪“大陸人素質低，驅逐蝗蟲”……盡管香港人在英國佬面前唯唯諾諾，自矮一等(他們特别崇拜白皮膚英國佬，這是一種自遠古以來對歐羅巴人種的原始崇拜)，卻足以對華夏同胞甩臉子、抖威風！

今後香港的前途何在？筆者認爲，端的視大陸如何變化，相應有上、中、下三種情況——

上上大吉是習近平的“中國夢”大功告成，中國成爲舉世欽羨的超強，成爲流着蜜和奶的人間樂園（現在，上海港已經不亞于香港了！）；則世故的香港人自會西瓜偎大邊，擇高枝而栖，甚至可能仿照波多黎各，要求取消特區，成爲直轄市（1997年，美國在波多黎各舉行全民公投，宣布波多黎各否決作爲美國第51州加入聯邦的議案；時移勢轉，2012年此項公民投票案再次投票獲得通過。但尚需國會批準才能真正成爲一州）。

下下大兇是另一極端；美國學者沈大偉大膽預言“中國崩潰來臨”，中外嘩然；如果其言兌現，則大陸勢将成爲南斯拉夫第二，裂土爲不同政治實體，而世故的香港人必然借機獨立（不必有其名，有其實可也），恃昔日養母以自重；而北京鞭長莫及！

就概率而言，上、下兩種情況可能性渺茫，最大可能是中間狀況；大陸保持新常态，不冷不熱，不好不孬；與美國争鋒不足，震懾香港有餘；香港是政治月球，隻能圍着政治地球轉，北京憑借宣傳、憑借組織、萬不得已憑借武力（最後一着！當年，黃華、耿飚稱解放軍不駐香港，鄧小平斥之爲“胡說八道！ 實有先見之明！），必使香港圍繞北京旋轉，永遠不離軌道！

毕汝谐：从王丹“疑似脑瘤”说开去

在六四名流里，王丹肯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异数；他就像一块多层次、多饰物的厚大蛋糕，如果使用理性的解剖刀慢慢切下去，就会看到每一层都有不同颜色。

关于王丹的最新话题是"疑似脑瘤、筹款就医"(王丹本人说扫描一下脑瘤，需要两三万美元)；攻王丹者称无，指其惯用疑似脑瘤博取同情，护王丹者说有，以曾经代熬药汤为证，莫衷一是；两造论者皆非医学专家，隔颅谈病而已；然笔者以为不妨以疑似脑瘤为线索说开去，察看王丹的诸多表现；我们知道，现今医学对脑胶质瘤的病因尚不明了，早期可能无明显症状;随着肿瘤生长，位于大脑前部额叶的脑肿瘤破坏额叶的精神活动，可能引起兴奋、躁动、忧郁、压抑、遗忘、虚构等等精神异常表现。

王丹出国后，自炫7岁那年，毛泽东辞世，小朋友齐哭，唯独他一人发笑；更了得的是，12岁就因为组党而被公安部门审讯；如此高蹈领先众生（不仅超越同龄人，且优于成年人;八九学运并不反毛——三个湖南人污损毛泽东画像，被学生扭送北京市公安局，即是明证），不但没有疑似脑瘤，还稳稳是个政治神童！却可惜这是个夫子自道的孤证，未见王丹幼年伙伴或老师出面作证,公安部门也从未提及；所以，只能如“大楚兴，陈胜王”一类民间传说那样姑妄听之。

89民运的发生，是一个奇迹；胡耀邦逝世这一偶然因素作为导火索，引发积聚经年的社会矛盾；青年学子的抗争、广大市民的冲撞、国际社会的压力、外加风和日丽的暖春天气等等综合性条件，于一时间具备。89民运把王丹推上风口浪尖，一夕暴得大名；这个并不比别个学子出色、也不比别个学子逊色的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本科生，居然在广场上威风八面，一呼百喏；个中原因，至今不明。我们知道，吾尔开希出头，是因为其少数民族身份（同学们知道当局对少数民族较为宽容）；王丹如何脱颖而出，成为广场副总指挥、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、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召集人，这也是六四众多未解谜团中的一个；学生领袖面见李鹏时，王丹明显带有撒娇意味(其性取向使然，容后叙），声态忸怩。

1991年，中共当局以“反革命宣传煽动罪”的罪名将王丹判刑4年。刑期之低，出人意表；而那位因为藏匿王丹、又被王丹出卖的傻哥们,获刑八年,整整是王丹的一倍！

多年以后,王丹在台湾出版《王丹獄中回忆录》，记录监狱生活；通过云山雾罩的叙述，自我创造伟光正的英雄形象；遗憾的是，细节描写极少，浮夸内容充斥；因此，笔者相信其在狱中视死如归的情节，以及在牢房内与他人用类似電碼方式，敲水管互通信息云云，都是套用革命样板戏“红灯记”李玉和、“回忆红岩革命烈士”、“王若飞在狱中”一类的红色书籍,拓模成篇;秦城监狱何地？那是囚国民党战犯、禁共产党高干的顶级监狱！人心似铁，官法如炉!身经百战的将军、老谋深算的高干，一入秦城监狱，皆服服贴贴，任凭摆布；出狱后，无人敢以硬汉自居；王丹只是一个20岁的毛孩子，却泰然自若，视秦城监狱如无物，应对老辣的预审员如烹小鲜；敢问王丹从自由身到阶下囚，这个弯子怎样转过来？

王丹在书中豪迈地宣称“如果当局判我死刑，我會有一種心灵上的解脫感，我会觉得更对得起死难的人。”王丹完全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六四之夜,戒严部队清场之前要求和高自联谈判,指名道姓要和王丹谈判,但是王丹消失得无影无踪!为什么在大屠杀的关键时刻溜之乎也,至今王丹本人没有提供可信说明。

最绝的是，王丹不仅具有弥天大勇，而且非常幽默；请看这段话——“七月二日那天，從發現被「尾巴」盯上，一直到被便衣扭住胳膊，我始終沒有惊慌失措。在福綏境派出所，我听到便衣在電話里大声向上边汇報喜訊，居然說「小王被抓住了」！這個令人奇怪的「亲暱」称呼还不禁令我暗笑。”岌岌乎危殆的王丹竟然因“小王”这一昵称感到可笑！古今中外，一人独步！

被捕后，王丹如何建立内心防御体系，以不变应付万变，犹如怒目金刚；如果王丹能够全盘写出来，则不仅是王丹个人的大成功、秦城监狱的大失败；同时，也是监狱心理学的光辉范例！势必成为各国法学院的经典教材，流芳百世！

然而，我们知道，素有人望的大律师张思之透露：有位学运领袖（他没点名，但人人皆知是王丹）的证词摇尾乞怜，很不光彩。张思之查阅司法卷宗，该学生领袖一副奴颜媚骨地指称：“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，我在指挥部的一切作为，都受王军涛指挥”、“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”云云；张思之对此人很不谅解，后来有人请张思之为该人辩护，张思之毫不犹豫地回绝了。他认为，坐共产党的牢，顶不住，交代问题，可以理解，要允许人性有弱点；关键是不能拉扯别人充当垫背，更不能诬害旁人；诬害就是犯罪!该人自命领袖，统领学生，怎么还受人“教唆”？！

笔者以为，王丹主动将所有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举发天安门战友以自救；从人性的角度，可恕；从正义的角度,则不可恕！暗夜扪心，宁不有自谴之情！我们提醒王丹，一字入官衙，九牛拉不回！据称，王丹为近五百名战友作了几十万字的证言，许多证言都是刀斧之言；王丹在秦城监狱的全部审问记录、签字及指纹，都已存档，不可能雁过无痕；有朝一日大白于天下，王丹将何以自辩？莫非车到山前必有路——再以疑似脑瘤遮羞？

1996年10月，当局以“阴谋颠覆政府罪”二度将王丹判刑11年。其实，王丹出狱后循规蹈矩，连生日派对都不敢举行，何以“阴谋颠覆政府”？显然，这是当局为了换取最惠国待遇而做下的圈套，捉放民运人士，换取政治利益；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当局屡试不爽的把戏。

此后,王丹父亲王宪曾、母亲王凌云上书国家主席江泽民；王丹父母称因家族病史，王丹疑似脑瘤，日益严重，请求尽快对王丹进行脑部全面检查，并允许保外就医,以挽救王丹生命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！为了拯救爱子，无所不用其极！

1998年4月，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达成交易，表示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”准许王丹保外就医，也就是因“疑似脑瘤”送王丹赴美就医。王丹来到美國，笑容朗然，疑似脑瘤不被提起，仿佛完全没有这个保外就医的因由；其时，六四已非热点，六四名流不再享有电影明星般的轰动效应；邓小平92年南巡开创新局，吸引广大侨众；流亡在外的民运组织一再分裂，“主席”、“总统”一大堆，官多兵少;民运人士為筹錢同室操戈、丑闻不断，当职业革命家，前途晦暗；于是，王丹审势度势，以六四为资本，破例就读于哈佛大学，并在2008取得哈佛大学历史暨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。

王丹在哈佛的作业，基本上都是靠一位会流利中文的美國女性幫忙；王丹拿着台湾官方以給哈佛捐款方式資助他的十几万美金，根本不必打工；學位是拿到了，无奈海外汉学界如同民运江湖，同样是山头林立，门户之见甚深；王丹无法在美国大学找到教席。

王丹陆续出版政论《众弦寂靜時的喧哗》、詩集《我在寒冷中獨行——王丹狱中詩》、《我与深夜一起清醒》、散文《我異乡人的身分逐漸清晰》、《在梵谷的星空下沉思》、《王丹訪談》等等，始终喋喋不休于六四往事，无一是关乎专业的学术著作；而美国大学极其重视出版专业著作，“无出版，无生存”！王丹于是，王丹就驴下坡，去台湾教授“中哗人民共和國历史”；一路运用六四光环收获六四剩余价值，炫耀他是中共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名，出书张扬自己是“六四天安门事件首号政治犯”，以此证明他是八九运动的主导者;六四是他安身立命的宝玉，须臾不能离身!

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中，王丹是拥有最多头衔、掌控最多公款的公众人物之一；这难免引来民运江湖的羡慕嫉妒恨；而且，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青年学子，许多人相继留学美国，耳闻目睹王丹資產上億台币，穿名牌、戴首饰、下酒吧，过着民运贵族生活，与普通留学生有天壤之别；反思六四，他们感到因“羊群效应”上了学生领袖的当，被王丹之流骗了。

经济学经常用“羊群效应”概括经济个体的从众跟风心理。羊群通常很散乱，平时在一起盲目地左冲右撞；但一旦有一只头羊动起来，群羊就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，全然不顾前面可能有豺狼或者不远处有更好的草场。“羊群效应”就是比喻人们的一种从众心理，领头羊抢先出头，整个羊群就会摹仿领头羊的一举一动，领头羊到哪里去吃草，其它的羊也去哪里吃草。从众心理很容易导致盲从，而盲从往往会陷入骗局。

王丹炫富、撒娇、作秀，N次不入流的表演，使前天安门学子更加坚定了这一观点。他们认为王丹不懂事理——二十几岁齐集天安门是年輕人的激情，而到了四五十岁还整天榨取六四剩余价值，很可能是腦袋出了毛病；如果自己安居海外却煽动年輕人造反，那就是无耻。

作为公众人物，王丹的私生活受到广泛非议；他频频诡秘地出没于台北的同性恋酒吧，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探知一些人与事；因情节瘆人，不便复述；在这里，王丹疑似脑瘤成为最佳掩护、绝好托辞；然而,更糟的是，某些对王丹并无成见的老外揭露：王丹拥有许多涉及儿童色情的淫秽物品!

医学界对恋童癖的脑机制进行大量研究，医学上长期两说对立：一派是将恋童癖定义为后天发作的精神疾病，另一派则认为恋童癖是一种天生性倾向；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恋童癖者的额叶区域存在损伤(!)，故兒童会引起他們的亢奋的性慾。

同性恋无罪，对未成年人付诸猥亵行为的恋童癖,却是严重的刑事罪行！盼王丹自行规箴，善莫大焉！美国是儿童的天堂，保护儿童福利的法律极为周详；一旦触及美国法网，休说疑似脑瘤，即便脑瘤属实也不能脱罪！

饱经风霜、自称已经万事不动心的王丹，评点昔日战友：“虽然不是只有往前冲才叫运动，迂回、策略、变通也是方法，但每个人都在变通，现在变通的人太多了，99.99%的人都在变。”

反问王丹，你又如何？

多年来，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，六四往事于王丹由馅饼（广场）变成砖头（监狱）又变成金砖（海外），王丹不断地变换脸谱；可以肯定，今后客观条件倘若剧变，王丹还将以新的面目示人！王丹这种性格是专制制度给中国人造成的典型性格，无论脑瘤有无，都不能改变这种典型性格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