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六四名流里，王丹肯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异数；他就像一块多层次、多饰物的厚大蛋糕，如果使用理性的解剖刀慢慢切下去，就会看到每一层都有不同颜色。
关于王丹的最新话题是"疑似脑瘤、筹款就医"(王丹本人说扫描一下脑瘤，需要两三万美元)；攻王丹者称无，指其惯用疑似脑瘤博取同情，护王丹者说有，以曾经代熬药汤为证，莫衷一是；两造论者皆非医学专家，隔颅谈病而已；然笔者以为不妨以疑似脑瘤为线索说开去，察看王丹的诸多表现；我们知道，现今医学对脑胶质瘤的病因尚不明了，早期可能无明显症状;随着肿瘤生长，位于大脑前部额叶的脑肿瘤破坏额叶的精神活动，可能引起兴奋、躁动、忧郁、压抑、遗忘、虚构等等精神异常表现。
王丹出国后，自炫7岁那年，毛泽东辞世，小朋友齐哭，唯独他一人发笑；更了得的是，12岁就因为组党而被公安部门审讯；如此高蹈领先众生（不仅超越同龄人，且优于成年人;八九学运并不反毛——三个湖南人污损毛泽东画像，被学生扭送北京市公安局，即是明证），不但没有疑似脑瘤，还稳稳是个政治神童！却可惜这是个夫子自道的孤证，未见王丹幼年伙伴或老师出面作证,公安部门也从未提及；所以，只能如“大楚兴，陈胜王”一类民间传说那样姑妄听之。
89民运的发生，是一个奇迹；胡耀邦逝世这一偶然因素作为导火索，引发积聚经年的社会矛盾；青年学子的抗争、广大市民的冲撞、国际社会的压力、外加风和日丽的暖春天气等等综合性条件，于一时间具备。89民运把王丹推上风口浪尖，一夕暴得大名；这个并不比别个学子出色、也不比别个学子逊色的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本科生，居然在广场上威风八面，一呼百喏；个中原因，至今不明。我们知道，吾尔开希出头，是因为其少数民族身份（同学们知道当局对少数民族较为宽容）；王丹如何脱颖而出，成为广场副总指挥、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、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召集人，这也是六四众多未解谜团中的一个；学生领袖面见李鹏时，王丹明显带有撒娇意味(其性取向使然，容后叙），声态忸怩。
1991年，中共当局以“反革命宣传煽动罪”的罪名将王丹判刑4年。刑期之低，出人意表；而那位因为藏匿王丹、又被王丹出卖的傻哥们,获刑八年,整整是王丹的一倍！
多年以后,王丹在台湾出版《王丹獄中回忆录》，记录监狱生活；通过云山雾罩的叙述，自我创造伟光正的英雄形象；遗憾的是，细节描写极少，浮夸内容充斥；因此，笔者相信其在狱中视死如归的情节，以及在牢房内与他人用类似電碼方式，敲水管互通信息云云，都是套用革命样板戏“红灯记”李玉和、“回忆红岩革命烈士”、“王若飞在狱中”一类的红色书籍,拓模成篇;秦城监狱何地？那是囚国民党战犯、禁共产党高干的顶级监狱！人心似铁，官法如炉!身经百战的将军、老谋深算的高干，一入秦城监狱，皆服服贴贴，任凭摆布；出狱后，无人敢以硬汉自居；王丹只是一个20岁的毛孩子，却泰然自若，视秦城监狱如无物，应对老辣的预审员如烹小鲜；敢问王丹从自由身到阶下囚，这个弯子怎样转过来？
王丹在书中豪迈地宣称“如果当局判我死刑，我會有一種心灵上的解脫感，我会觉得更对得起死难的人。”王丹完全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六四之夜,戒严部队清场之前要求和高自联谈判,指名道姓要和王丹谈判,但是王丹消失得无影无踪!为什么在大屠杀的关键时刻溜之乎也,至今王丹本人没有提供可信说明。
最绝的是，王丹不仅具有弥天大勇，而且非常幽默；请看这段话——“七月二日那天，從發現被「尾巴」盯上，一直到被便衣扭住胳膊，我始終沒有惊慌失措。在福綏境派出所，我听到便衣在電話里大声向上边汇報喜訊，居然說「小王被抓住了」！這個令人奇怪的「亲暱」称呼还不禁令我暗笑。”岌岌乎危殆的王丹竟然因“小王”这一昵称感到可笑！古今中外，一人独步！
被捕后，王丹如何建立内心防御体系，以不变应付万变，犹如怒目金刚；如果王丹能够全盘写出来，则不仅是王丹个人的大成功、秦城监狱的大失败；同时，也是监狱心理学的光辉范例！势必成为各国法学院的经典教材，流芳百世！
然而，我们知道，素有人望的大律师张思之透露：有位学运领袖（他没点名，但人人皆知是王丹）的证词摇尾乞怜，很不光彩。张思之查阅司法卷宗，该学生领袖一副奴颜媚骨地指称：“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，我在指挥部的一切作为，都受王军涛指挥”、“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”云云；张思之对此人很不谅解，后来有人请张思之为该人辩护，张思之毫不犹豫地回绝了。他认为，坐共产党的牢，顶不住，交代问题，可以理解，要允许人性有弱点；关键是不能拉扯别人充当垫背，更不能诬害旁人；诬害就是犯罪!该人自命领袖，统领学生，怎么还受人“教唆”？！
笔者以为，王丹主动将所有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举发天安门战友以自救；从人性的角度，可恕；从正义的角度,则不可恕！暗夜扪心，宁不有自谴之情！我们提醒王丹，一字入官衙，九牛拉不回！据称，王丹为近五百名战友作了几十万字的证言，许多证言都是刀斧之言；王丹在秦城监狱的全部审问记录、签字及指纹，都已存档，不可能雁过无痕；有朝一日大白于天下，王丹将何以自辩？莫非车到山前必有路——再以疑似脑瘤遮羞？
1996年10月，当局以“阴谋颠覆政府罪”二度将王丹判刑11年。其实，王丹出狱后循规蹈矩，连生日派对都不敢举行，何以“阴谋颠覆政府”？显然，这是当局为了换取最惠国待遇而做下的圈套，捉放民运人士，换取政治利益；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当局屡试不爽的把戏。
此后,王丹父亲王宪曾、母亲王凌云上书国家主席江泽民；王丹父母称因家族病史，王丹疑似脑瘤，日益严重，请求尽快对王丹进行脑部全面检查，并允许保外就医,以挽救王丹生命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！为了拯救爱子，无所不用其极！
1998年4月，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达成交易，表示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”准许王丹保外就医，也就是因“疑似脑瘤”送王丹赴美就医。王丹来到美國，笑容朗然，疑似脑瘤不被提起，仿佛完全没有这个保外就医的因由；其时，六四已非热点，六四名流不再享有电影明星般的轰动效应；邓小平92年南巡开创新局，吸引广大侨众；流亡在外的民运组织一再分裂，“主席”、“总统”一大堆，官多兵少;民运人士為筹錢同室操戈、丑闻不断，当职业革命家，前途晦暗；于是，王丹审势度势，以六四为资本，破例就读于哈佛大学，并在2008取得哈佛大学历史暨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。
王丹在哈佛的作业，基本上都是靠一位会流利中文的美國女性幫忙；王丹拿着台湾官方以給哈佛捐款方式資助他的十几万美金，根本不必打工；學位是拿到了，无奈海外汉学界如同民运江湖，同样是山头林立，门户之见甚深；王丹无法在美国大学找到教席。
王丹陆续出版政论《众弦寂靜時的喧哗》、詩集《我在寒冷中獨行——王丹狱中詩》、《我与深夜一起清醒》、散文《我異乡人的身分逐漸清晰》、《在梵谷的星空下沉思》、《王丹訪談》等等，始终喋喋不休于六四往事，无一是关乎专业的学术著作；而美国大学极其重视出版专业著作，“无出版，无生存”！王丹于是，王丹就驴下坡，去台湾教授“中哗人民共和國历史”；一路运用六四光环收获六四剩余价值，炫耀他是中共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名，出书张扬自己是“六四天安门事件首号政治犯”，以此证明他是八九运动的主导者;六四是他安身立命的宝玉，须臾不能离身!
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中，王丹是拥有最多头衔、掌控最多公款的公众人物之一；这难免引来民运江湖的羡慕嫉妒恨；而且，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青年学子，许多人相继留学美国，耳闻目睹王丹資產上億台币，穿名牌、戴首饰、下酒吧，过着民运贵族生活，与普通留学生有天壤之别；反思六四，他们感到因“羊群效应”上了学生领袖的当，被王丹之流骗了。
经济学经常用“羊群效应”概括经济个体的从众跟风心理。羊群通常很散乱，平时在一起盲目地左冲右撞；但一旦有一只头羊动起来，群羊就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，全然不顾前面可能有豺狼或者不远处有更好的草场。“羊群效应”就是比喻人们的一种从众心理，领头羊抢先出头，整个羊群就会摹仿领头羊的一举一动，领头羊到哪里去吃草，其它的羊也去哪里吃草。从众心理很容易导致盲从，而盲从往往会陷入骗局。
王丹炫富、撒娇、作秀，N次不入流的表演，使前天安门学子更加坚定了这一观点。他们认为王丹不懂事理——二十几岁齐集天安门是年輕人的激情，而到了四五十岁还整天榨取六四剩余价值，很可能是腦袋出了毛病；如果自己安居海外却煽动年輕人造反，那就是无耻。
作为公众人物，王丹的私生活受到广泛非议；他频频诡秘地出没于台北的同性恋酒吧，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探知一些人与事；因情节瘆人，不便复述；在这里，王丹疑似脑瘤成为最佳掩护、绝好托辞；然而,更糟的是，某些对王丹并无成见的老外揭露：王丹拥有许多涉及儿童色情的淫秽物品!
医学界对恋童癖的脑机制进行大量研究，医学上长期两说对立：一派是将恋童癖定义为后天发作的精神疾病，另一派则认为恋童癖是一种天生性倾向；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恋童癖者的额叶区域存在损伤(!)，故兒童会引起他們的亢奋的性慾。
同性恋无罪，对未成年人付诸猥亵行为的恋童癖,却是严重的刑事罪行！盼王丹自行规箴，善莫大焉！美国是儿童的天堂，保护儿童福利的法律极为周详；一旦触及美国法网，休说疑似脑瘤，即便脑瘤属实也不能脱罪！
饱经风霜、自称已经万事不动心的王丹，评点昔日战友：“虽然不是只有往前冲才叫运动，迂回、策略、变通也是方法，但每个人都在变通，现在变通的人太多了，99.99%的人都在变。”
反问王丹，你又如何？
多年来，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，六四往事于王丹由馅饼（广场）变成砖头（监狱）又变成金砖（海外），王丹不断地变换脸谱；可以肯定，今后客观条件倘若剧变，王丹还将以新的面目示人！王丹这种性格是专制制度给中国人造成的典型性格，无论脑瘤有无，都不能改变这种典型性格！
没有评论:
发表评论